作者：多羅羅莎・希納賈（Dolorosa Sinaga，藝術家，任教於雅加達藝術學院） 翻譯：陳韋綸
在印尼正處動盪的今日，重新講述稻米之牙的故事使我倍感鼓舞。因為他們一路走來的過程，給予我們一種精神，堅信印尼明日將更加光明。誕生於1998年的稻米之牙，由一群具有藝術背景的年輕人組成，他們致力透過藝術建立民眾社會政治意識。 他們的故事是這樣開始的：1997年，位於日惹（Yogyakarta）干賓安（Gampingan）的前印尼藝術學院（Akademi Seni Rupa Indonesia，簡稱ASRI）即將遷址至位於色旺（Sewon）的新校區，並且正式更名為印尼日惹藝術學院（Institut Seni Indonesia，簡稱ISI）。遷校的結果是干賓安校區閒置，尚未自稱為稻米之牙的他們立即接手三層樓的建築物，並且改造為工作室以及臨時的住所。佔屋者中有些仍是學生，因此早上他們在色旺新校區上課，晚上就回到干賓安舊校區的家。過了一段時間，有些人因為無法負擔學費而選擇休學，另外也有一些人單純地決定暫停學業。「印尼日惹藝術學院對於學生的創意與作品有諸多限制，因此其教育氛圍十分呆板、僵化與無聊。」一位學生如此說道；他認為在干賓安廝混（nongkrong）、與年長的同學交換想法更有吸引力。 干賓安：舊校區之上建立新學校 干賓安成為聚會點，人們共同生活並成為朋友，舊校區之上，一個新的學校儼然誕生。這裡有著學生無法在校園創造的精神，這種精神就是創意以及自由思考。 他們的成員迅速成長、成員間流動也更加頻繁；加入的人不只有藝術家或印尼日惹藝術學院的學生。這裡甚至成為國際交流的場所。朋友的友人彼此成為親近的朋友，人們快速地建立起友誼。 日出日落，他們交流想法，分析學校、教育議題與許多其他的主題。作為藝術家，他們也帶著批判的眼光觀察印尼藝術場景。當時已有令人擔憂的跡象顯示市場主導藝術家的創作。 當改革時期開始，干賓安的佔屋者們動身，並於1998年12月21日宣布「稻米之牙」的成立，接著投身對抗強權與捍衛被壓迫的人們。 並非為了美術論述 稻米之牙的成立，令我想起瑞士蘇黎世的伏爾泰酒店（Cabaret Voltaire）一群藝術家們的行動。伏爾泰酒店因為1916年達達的成立而為後世所知曉。決定使用達達為名，源於一場意外，當時一名成員不由自主地揮舞著鋒刀，劃破了一本法語——德語字典。 達達的成員是一群具有安那其觀點的藝術家與桂冠詩人，當時他們定期在伏爾泰酒店聚會。他們的目標是摧毀當權者的道德與社會價值觀。他們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愚蠢感到憤怒。他們對備受尊崇的團體宣戰，挑戰因果法則。關於美的教條被解構。不按審美原則的本能與直覺則備受推崇。他們宣稱自己遵從偶然法則，並以此作為創作實踐的基礎。拒絕推論、反美學、荒謬。除了安排展覽，他們也積極發行291雜誌（the 291 Magazine）。 這個團體的活動甚至激發卓越的法國詩人安德烈・布勒東（André Breton）則將這個反叛團體的作品與思想昇華為達達主義。達達主義對於世界藝術有著重要的貢獻，成為之後二十世紀藝術發展的基石。 如同達達，稻米之牙也具備抵抗精神，都對所處時代社會政治局勢累積諸多憤怒與不滿。然而稻米之牙的另一股精神，使他們有別於達達。稻米之牙實踐的抵抗精神不是為了解構印尼既有的藝術場景，然後發展新的藝術論述；相反地，他們以藝術作為彈藥，對政府提出批判與要求，同時也保有對於更美好未來的希望。 稻米之牙透過藝術令民眾理解應該對抗不公義，並且協助打造一個對環境、社會、政治以及文化議題有意識的社群；他們也鼓勵社群更積極勇敢地說出自己的親身經歷，並對政府作為表達意見。稻米之牙以人道主義以及／或是藝術行動主義團體自居，開展藝術行動的工作。他們走入村落向農民與工人介紹自己的作品，並且交流彼此的想法。一開始稻米之牙的行動遭遇挫折，成員有時因為怪誕的藝術家氣息而遭誤解。即便如此，由於稻米之牙的作品總能吸引社區的目光，因此具有一種打破隔閡的力量。 稻米之牙以各種形式從事行動：倡議、研討會、藝術工作坊、繪畫課程、木雕、絹印工作坊、海報與傳單製作，以及橫幅與看板的創作。在一些社區裡頭，民眾注意到牆上或是屋內出現壁畫，村落變得更有節慶的氣息，同時每個人也能閱讀上頭的訊息。稻米之牙實踐反抗的方式是致力以藝術作品作為媒介，指導民眾並與他們一起學習政治，並且建立對於各種社會議題的意識。除了視覺藝術活動，稻米之牙也帶領村民從事戲劇與音樂演出。 我曾經參與一場不可思議的活動，當時稻米之牙與當地村民在田中間製作了許多稻草人（bebegik）。稻草人身上被貼滿各種政治訴求與訊息，當民眾看到完成後的各式各樣的稻草人，每個人臉上都露出了喜悅與滿足。稻米之牙不僅讓民眾理解藝術可以是學習的媒介，也拉近藝術與民眾之間的距離。同樣地，當他們製作海報、看板、橫幅或是傳單時，這些都是示威與倡議活動的資源，或者某個研討會與新書發表活動的裝飾。 集體創作與寫實主義 稻米之牙曾經告訴我，他們有一個傳統，即創作新作品前會先進行討論。初稿在完整的概念產生之前，會經過徹底的討論，其中也包括工作的分工與責任的歸屬。就表現水平而言，成員們的技術與表現技巧並非總在同一個層次，但是他們藉由集體創作克服這點：一起繪畫、彼此學習，並且激勵同儕精進技術與能力。集體創作的傳統，也建立了團體的紀律、同心協力以及工作時的組織方法。從自由、悠閒的生活方式，調整到分責工作的模式確實不易，但是稻米之牙證明了自己是一個有目標、同時能夠有效完成行動的團體。 對我而言，觀察稻米之牙藝術有趣的地方在於工作的過程：從一個概念出發，發展成為一個以視覺語言呈現的成果。舉例而言，當稻米之牙在壁畫或看板等媒材進行集體創作時，團體裡頭總會有些成員，技術與視覺敏感度不及其他人，我親眼見證能力較佳的成員作出修正，這為團體裡頭其他成員上了寶貴的一課。 另一個值得玩味的一點就是稻米之牙作品中主要的視覺呈現方式。稻米之牙理解到創作平面的藝術作品時，強烈的構圖是重要的。他們的作品高度使用透視法以及描邊，同時其視覺敘事大多將主要角色放置於圖畫中心，創造出強烈的印象。有時候觀者會發現他們借用政治宣傳海報的風格特色，包括以強化訊息為目的的文字。其他的作品之中則可發現他們別出心裁地融合漫畫、卡通以及素描元素。他們畫作的敘事之中存在一種想像力，雖然有時候看起來漫不經心或是博君一笑，隱含的訊息卻總是喚起觀者的意識。 稻米之牙作品的渲染力，也來自於使用民眾熟知的象徵與符號。稻米之牙的作品恪遵寫實主義，因此無法憑直覺隨意解讀。他們深知憑直覺創作將使其作品背離目的與作用。即便如此，在創作的過程中，總是保有靈機一動的空間，前提是這樣的想法不會干擾視覺表現的主要焦點，以及作品基本目的的得以實現。 稻米之牙與人民藝術的歷史 稻米之牙的作品第一次受到關注，至今已經超過一個世代的時間。組織內部發生諸多變化。創立者們基於不同原因，已經開展了個人的藝術生涯。有些人以獨立藝術家之姿成功地建立起名聲，在稻米之牙成員的身份之外，發展自己的藝術方法。也有人持續在基層行動，並在居住的地方繼續鬥爭。如今稻米之牙是由一群年輕世代秉持最初信念經營著。他們持續與社區共同學習，並且建立了一個成人與孩童都能進入的公共圖書館，以及稻米之牙的工作室，地點就位於日惹的森朋安（Sembungan），而且歡迎任何想在那兒學習的人前往。 最新一則關於稻米之牙的消息令我感到鼓舞。一位來自義大利的環境行動者，拜訪並且居住在稻米之牙，在那兒他傳授如何組合一台自己的腳踏車。當我問到為什麼要製作腳踏車時，他們回答：「我們想要發起行動，藉由腳踏車表達我們對於環境運動的支持。隨著汽機車數量的增加，日惹的空氣污染已經惡化至令人擔憂的程度。日惹曾以學生城與文化之都文明，我們希望保留這城市的美好。 稻米之牙成功塑造了自己的特質，或說團體認同。這個認同與美學上的意識形態比較無關，而是透過藝術展開行動。當然，寫實主義並非新鮮事。印尼藝術史上曾經出現印尼畫家協會（Persagi- Persatuan Ahli Gambar Indonesia）、人民文化議會（Lekra- Lembaga Kebudayaan Rakyat），以及鬥爭社會（Bumi Tarung），這些團體都在民族主義下展現了寫實主義的風格。印尼畫家協會拒絕「美好印尼」（Indonesia Molek）團體作品中那種以異國情調、強調自然之美的方式描繪印尼。人民文化議會與鬥爭社會則拒絕將人民根除於自身文化的西方勢力影響。然而稻米之牙結合寫實主義手法與戰鬥精神，撼動了政府的基石。 我認為當思考稻米之牙於印尼藝術史之中的位置時，有三個元素必須納入考慮。首先，稻米之牙的作品，並非視覺藝術論述的又一次突破。其次，稻米之牙的作品並非個人的展現，相反地，他們的作品是一種集體媒介，目的是戰鬥與改變。第三，稻米之牙的成員並不自視為藝術家，而是透過藝術此媒介從事賦權以及促進社區社會政治事務教育工作的行動者。就這三點而言，將稻米之牙於印尼藝術史中安放在哪格位置似乎顯得無關緊要了。 稻米之牙過去至今所從事的是有意義的，從他們身上，我們看到藝術在社區發揮的作用，藝術並非作為商品存在。稻米之牙投資的價值遠超過金錢交換。稻米之牙將藝術歸還民眾。他們賦予藝術一個目標：作為一種媒介與手段，去理解解放與自由的意義。